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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嫌，他把公司注冊在了別的區(qū)縣，并且與過去的供應商完全斷了聯(lián)系。這些供應商，大都是他現(xiàn)在所從事行業(yè)的上游企業(yè)。也就是說，以前賣東西給他的那群人，現(xiàn)在成了他兜售產(chǎn)品的對象。
“真的出來了，你會發(fā)現(xiàn)，剩下的朋友湊不夠兩只手。”李朋的搭檔張平(化名)，也曾是一個副處級干部，他說他見過最極端的一個人，過去幾乎天天要給他打電話，但他一走，對方在最近一年多里，一個電話都沒來過，“我還算好，以前就不愛去飯局，難以想象那些以前被前呼后擁的人，出來后會是什么感覺”。
離職跟“八項規(guī)定”無關
“八項規(guī)定”以及中央政府出臺的一系列反腐舉措，此前被認為是造成公務員離職的一個重要原因。但記者采訪的4名離職公務員均否認了這一說法。
一名從上海某郊區(qū)副處崗位離職的官員告訴記者，在“八項規(guī)定”出臺以前，他就一直堅持不跟任何政府項目供應商吃飯，“處長級別的，一般對方會塞些(購物)卡來，但他提的一些小要求，你是滿足他，還是不滿足他？所以干脆不吃。”
這名前任副處長告訴記者，他過去一下班就“逃”，防著別人來約飯。據(jù)他說，自己在一年多前離任審計時，財務處沒有一張他在下屬單位報銷的發(fā)票。
另一名正在辦理離職手續(xù)的80后科級干部告訴記者，“八項規(guī)定”與自己離職沒有關系，據(jù)他所知，他身邊那些像他一樣年資較淺的公務員，都不是因為“沒了灰色收入”而離職。
他們離職的原因主要是工資太低。“聽說社保馬上還會有所改革，會變相降低公務員收入。上海公務員收入其實比周邊的江蘇、浙江要低一些，再加上生活水平較高，很多人撐不下去”。這名科級干部說，年輕些的公務員大多只是把“公務員”當作一份普通工作，“跳槽嘛，很正常”。
據(jù)他透露，他身邊離職的公務員朋友，大多去了企業(yè)，有的去了外企，有的去了財務公司，“跟我同齡的同學，不當公務員的，年收入幾十萬元的有很多”。
而李朋的辭職，則更多出于個人價值的追求，“待在那里養(yǎng)老？我不愿意”。
李朋原來在一家全球知名的外企擔任軟件工程師，此前通過公開遴選機制進入公務員隊伍，一進單位就是副處。但在干了七八年、升任正處后，他卻發(fā)現(xiàn)這份工作并沒多么“好玩”，“主要是體現(xiàn)不出人生價值來。”
3年前，他遞交了辭呈，自己創(chuàng)業(yè)。這當時在區(qū)里引起不小的轟動。但如今，他的紀錄或許即將被另一名副廳級干部刷新，據(jù)說此人辭職后也將創(chuàng)業(yè)。
中山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倪星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說，不論辭職公務員本人承認與否，反腐高壓確實對公務員的灰色收入和彈性空間進行了擠壓，“把他們(公務員)的后門堵死了，制度外收入一下子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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